编者按：2019年9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体育强国建设纲要》（简称《纲要》）。《纲要》详细列出了我国未来体育建设的五大任务和九大工程，为中国体育强国建设规划了路线图。近期，人民网体育部开设《“体育强国”大家谈》栏目，对标《纲要》中提出的明确目标和任务，邀请各相关行业官员、专家、学者、资深媒体人等，结合体育事业发展现状和未来愿景，对《纲要》进行剖析和解读。“为体育强国夯实法治之基”系列圆桌是“体育强国”大家谈的专题论坛之一。

人民网北京6月12日电（欧兴荣）我校前校长、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听证委员会主任委员、国际体育仲裁院（CAS）前仲裁员黄进，福州大学suncitygroup太阳新城教授、CAS反兴奋剂庭仲裁员李智，首都体育学院教授、CAS反兴奋剂庭仲裁员韩勇，日前做客由人民网体育部和我校体育法研究所共同打造的“为体育强国夯实法治之基”系列圆桌论坛，分享对CAS的个人看法和感受。

CAS成为解决国际体育争议的最重要机构

黄进是较早担任CAS仲裁员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，自2000年始到2016年卸任，长达16年的时间里担任了四届。他认为CAS虽然成立的历史不算很长，但成立以来对解决体育纠纷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。因为体育纠纷具有行业特殊性，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很短，要求快速解决问题，有时甚至在体育赛事期间发生的争议都需尽快处理，不能像法院诉讼那样拖很长时间。“从理论上讲体育纠纷可通过调解、仲裁、诉讼等方式解决，但相较而言，通过仲裁的方式是最好的。”

“因为体育纠纷有些东西是没办法调解的，比如兴奋剂问题、裁判问题，钉是钉，铆是铆。通过诉讼解决虽然也可以，但诉讼的程序比较严格，有一审、二审，有的国家还有三审，审理的时间较长。”黄进继续表示，仲裁是当事双方找到一个信任的、独立的仲裁员，或者由数人组成的仲裁庭来仲裁争议纠纷，充分发挥出仲裁快捷、高效的特点。“据我所知，当前基本所有的国际性体育组织都在制定章程或通过其他方式接受CAS管辖，它已成为承担体育仲裁，解决体育争议的一个最重要机构，发挥的作用非常大，在体育界的地位和权威性都在不断地提升。”

尽管黄进现在已经不担任CAS仲裁员，但他还一直关注它的发展，认为对其制度、体制、机制、程序规则、裁决案例进行研究很有必要，并且CAS自身也在不断改革和完善中，“对它发展过程的探讨研究很有必要，比如CAS刚成立的时候，设在国际奥委会下，后来为了让CAS更加独立、公正，成立十年后从组织架构上脱离了国际奥委会，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仲裁机构，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改革。”

李智是2016年被选任为CAS仲裁员，2019年被选任至反兴奋剂庭。目前CAS名单上共有10位中国籍的仲裁员，包括3名反兴奋剂庭的仲裁员。反兴奋剂庭是去年1月1日新设的一个专门仲裁庭，主要处理涉兴奋剂的案件，设有专门的仲裁员名单，专门的仲裁规则。李智介绍说，在设立反兴奋剂庭之前，涉兴奋剂案件的运转程序是，单项体育联合会进行调查，并做出处罚，运动员或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如果对这个处罚决定不认可或者不服，可上诉到CAS，由CAS进行审理。

“用一种形象的表述就是，反兴奋剂庭成立后，原先做处罚决定的国际奥委会和单项体育联合会，化身为‘原告’或‘检察官’，向CAS就兴奋剂争议提起一审，申请CAS做出处罚裁决。”李智表示，反兴奋剂庭组建后，国际反兴奋剂三权分立的结构更加稳固。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负责“立法”，制定反兴奋剂条例及各项国际标准，统一反兴奋剂的实体规则，并且实施一定的监督权；国际奥委会和单项体育联合会行使执行权和“行政”权，进行兴奋剂检测和其他有关事项；CAS反兴奋剂庭专注“司法”，对兴奋剂案件做出审理，并且做出最终制裁。

CAS专设反兴奋剂庭是为更高效、公正和省钱

“为什么会专门成立兴奋剂庭呢？因为涉兴奋剂案件争议最大、数量最多，之前有项统计，每年CAS大概处理600多个案件，其中约25%的案件属于兴奋剂纠纷，这类纠纷往往舆论关注度极高，需要更加法律化地处理。”李智继续说，CAS反兴奋剂庭设立之前，处罚决定由单项体育联合会自己作出。反兴奋剂庭设立后， CAS需要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谈判，授权给它，同时单项体育联合会修改自己的内部章程。目前，CAS和各个单项体育联合会持续进行谈判，截至去年已经有10家进行了授权，但几个重要联合会如国际泳联、国际田联、国际足联等，还没有完成授权谈判。

原来机制已经可以有效管辖涉兴奋剂案件，CAS专门设立反兴奋剂庭会不会把事情搞复杂？造成CAS权力太大？李智认为，之前的处罚类似于行政处罚，由CAS进行司法审查。但是，涉兴奋剂案对运动员来说，类似于法律上认定“有罪”或“无罪”，应该由法院判断，而不应该由“行政机关”判断。按照原来的做法，单项体育联合会既做调查也做决定，管理权与“司法”权集中了。从权力分配角度看，单项体育联合会做完调查后，起诉到CAS，由CAS来认定到底是违规还是没有违规，并做出处罚，更为均衡。“体育是自治的行业，涉兴奋剂处罚是自治处罚，单项体育组织既检测又处罚，权力制衡得不到实现。”

李智继续表示，从历史发展得角度来看，原先国际奥委会和单项体育组织集立法、执法、裁决三权于一身。后来逐渐分离出CAS，内部处罚一旦出现争议，可上诉到CAS，由一个外部机构对争端进行司法审查。再之后把兴奋剂规则的制定和监督，交给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来完成，形成三家制衡的状态。“之前形成的三权分立，CAS仅进行司法审查。如今，涉兴奋剂事件是否违规，如何处罚则直接由CAS来审理，让CAS最终裁决运动员是不是兴奋剂违规，并且设定了上诉程序。所以，CAS一直强调，反兴奋剂庭是做兴奋剂处罚的一审工作，让裁决更具公正和权威性。”

“我同意这个观点，兴奋剂处罚有准刑罚性，而且带有强烈的道德谴责意味，会对运动员的声誉和职业生涯带来巨大影响。”韩勇表示，大家平时看到的涉兴奋剂案件，大部分集中在国际泳联和国际田联的运动项目，这都是非常有实力和能力的单项体育联合会，但很多单项体育组织没有这么强的实力，自己做反兴奋剂一审存在现实困难。各个项目协会的水平也不一样，做出的裁决可能五花八门，合法性或者规范性很难保证，设立反兴奋剂庭有现实需求。

“当年CAS刚成立的时候，有些单项体育联合会，比如国际足联、国际田联都有自己内部的仲裁机构，很长时间都没有加入CAS。而对于另外一些小的单项体育联合会，有这样的反兴奋剂庭，把它们面临的实际困难一下就解决了，大家举手欢迎。”韩勇继续表示，反兴奋剂庭毕竟是个新生事物，很多组织和个人也在观望中，看看新机构是否更有效率，更公平或者更省钱。“如果这些优势都具备的话，就会得到普遍认可，如果几个重大单项体育联合会，包括国际足联、国际田联等都认可了，我相信其它组织认可是迟早的事。”